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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十大语文差错”公布 都有哪些字词？******
中新网北京1月11日电(记者 上官云)11日，《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了2022年十大语文差错，其中包括“踔厉奋发”的“踔”误读为zhuō、“连花清瘟”误为“莲花清瘟”、“终止”误为“中止”等等。
快来看看，这些字词你都了解吗？
图片来源：《咬文嚼字》编辑部供图一、“踔厉奋发”的“踔”误读为zhuō
2022年，“踔厉奋发”频频出现于文件报告、新闻媒体、宣传横幅中。“踔厉奋发”的“踔”常被误读为“zhuō”，正确的读法是chuō。“踔”是个多音多义字：读chuō，有跳跃、疾行等义，引申指超越、远胜的样子；读zhuō，有卓然特立之义。“厉”指振奋；“踔厉”形容精神奋发有为。“踔厉奋发”还常被误写为“戳力奋发”。“戳”指用力刺，引申有刺激、指责等义；“戳力”讲不通。
二、“天和核心舱”误为“天河核心舱”
2022年7月和11月，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先后完成与天和核心舱的交会对接，形成“T”字基本构型，天宫空间站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媒体报道相关新闻时，常把“天和核心舱”误为“天河核心舱”。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曾举办空间站征名活动，核心舱最终被命名为“天和”。“天和”本指自然和顺之理、天地之和气，包蕴天地自然与人类和谐统一之意，充分彰显中国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的理念。“天河”则指银河。
三、“连花清瘟”误为“莲花清瘟”
在说到防疫药品时，“连花清瘟”常被提及，但往往有人把它误为“莲花清瘟”。其中“连花”二字分别指该药品成分中的连翘和金银花，二者均有清热解毒的功能，以此为主要原料制成的药物颗粒，可清瘟解毒、宣肺泄热，对流感病毒等起抑制作用。“连花清瘟”的成分里不含“莲”。
四、数量减少误用“倍”
新冠病毒不断迭代，研究人员发现，如今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染性明显增强，而致病性显著下降。媒体报道相关新闻时，常出现这样的表达：奥密克戎致病力比原始毒株下降四十倍。“下降四十倍”的说法明显不妥。
“倍”作量词时用在数词后，表示增加的是跟原数相同的数；某数的几倍就是某数乘以几，如二的三倍是六。量词“倍”一般用于数目的增加，而不用于数目的减少。如果硬要用于数目的减少，减少一倍数值便成为零，如何“下降四十倍”？规范的说法应为：下降到四十分之一。
五、“天然气”误为“天燃气”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面临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国际能源市场动荡，天然气价格暴涨。相关报道中，“天然气”常被误为“天燃气”。天然气通常指产生于油田、煤田和沼泽地带的天然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等。
而“天燃气”只能理解成自然燃烧的气体，世界能源体系中不存在这种气体。汉语中有“燃气”一词，指的是用作燃料的气体，天然气便属燃气。“天然气”是“燃气”，但不是“天燃气”。
六、“不负众望”误为“不孚众望”
2022年12月18日，卡塔尔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击败法国队夺得冠军，梅西不负众望，率领阿根廷队捧起大力神杯。有媒体在报道相关新闻时，把“不负众望”误为了“不孚众望”。
“负”指辜负，“不负众望”即没有辜负众人的希望、期待。“孚”读fú，指令人信服，如“深孚众望”便指使大众非常信服，享有很高的威望。“不孚”指不能使人信服，“不孚众望”只能理解成不能使大众信服、辜负了大家的期望。这显然和赞扬梅西的本意大相径庭。
七、“英国女王”误为“英国女皇”
伦敦时间2022年9月8日，英国白金汉宫证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当天去世，终年96岁。相关报道中，不少媒体把“英国女王”误成了“英国女皇”。
英国的全称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其国家元首称“国王”。伊丽莎白二世为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长女，1952年2月6日即位，1953年6月2日加冕，是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国王，世称“女王”。“女皇”则指女性皇帝，英国没有皇帝，自然也没有“女皇”。
八、“终止”误为“中止”
2022年11月3日，第77届联合国大会再次以185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要求美国终止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
在相关报道中，有媒体将“终止”误为了“中止”。“终止”表示结束、完全停止，而“中止”表示事情没有完成而中途停止。“中止”还有继续的可能。联合国要求美国“终止”对古巴的封锁，是希望美国“结束”其行为，而非让其行为“中途停止”。
九、“霰弹枪”误为“散弹枪”
2022年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进行演讲时胸部中枪身亡。有多家日本媒体援引警方的消息称，安倍晋三被人用霰弹枪击中。
在相关中文报道中，有媒体把“霰弹枪”误为了“散弹枪”。“霰”指白色不透明的小冰粒，常为球形或圆锥形。
“霰弹枪”简称“霰枪”，是一种能将许多弹丸(或小箭)成束射向目标的后装滑膛枪，能进行不需精确瞄准的喷撒式射击。“霰”过去曾读sǎn，后统读xiàn。“霰弹枪”不能写成“散弹枪”。
十、“莘莘学子”的“莘莘”误读为xīnxīn
“莘莘”应读shēnshēn，形容众多；“莘莘学子”指众多学生。“莘”另读xīn，为药草名，即细辛，也作地名，如莘庄(属上海)。“莘莘学子”的“莘莘”，常被人误读为xīnxīn。
2022年夏，某著名高校一块写着“悻悻学子，前程似锦”的宣传板引起社会关注。“悻悻学子”显系“莘莘学子”之误。此处“莘莘”被误为“悻悻”，当是弄错了“莘莘”的读音，进而写了别字。
“悻”读xìnɡ，“悻悻”形容恼怒怨恨、愤懑不平；“悻悻学子”不可能是宣传板想要表达的意思。此外，“莘莘学子”本是众多学子组成的群体，类似“这位莘莘学子”“两名莘莘学子”“众多莘莘学子”等说法，都是错误的。(完)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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